道家理论与儒家的对立统一关系

 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就是道儒两家相互竞争、共同发展的文化。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历代皇帝祭祀大典上的口号,“朝闻道,夕可死”,表明儒家已自愿将其置身于道家之下,并为求道得道而殉道。中国学界也一直有儒学道统、儒学道解、道本儒表、道魂儒形、道母儒子、道源儒流、道可融儒等说法,因此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道儒两家对立统一的文化。 

道家、儒家等概念最早来自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里面全文引用了其父西汉史官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一文,里面把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思想归类为六种脉络,即道德、儒、墨、名、法、阴阳六家,并阐述了六家要旨和得失。值得一提的是,司马谈对其它5家都有精僻的批判,唯独给予了道家最高评价,说道家兼有其它五家之长,同时避免了它们的短处。用来治国修身,有事半功倍的效果。秦汉以后,道、儒、墨、名、法、阴阳等六家兼并加剧,法、阴阳、名三家,其基本思想为道、儒家吸收,不再成为独立学派,墨家中绝,唯有道、儒两家长期共存,互相竞争,形成中国传统文化中一条纵贯始终的基本发展线索。只有对道家和儒家作比较研究,才能在对立中准确把握道家的特质,并进而全面了解道家和传统文化。 

  

一、从本质上看,道家和儒家思想是对立的 

从本质上看,道儒两家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道家归本于自然,儒家归本于伦理;一个是彻底自然本位,一个是彻底伦理本位。儒家代表封建官僚的统治,所以只关怀人际伦理关系,而道家则代表返于原始的平等、返于自然的倾向。在这一根本之点上,李约瑟博士认为,道家显然要比儒家高明,因为毕竟社会伦理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由自然界派生的,而不是相反(李约瑟,2003)。庄子就曾指出,人不过是宇宙中一个小的环节,不可能从人本身得出万物的普遍原则:“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途,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辨。”只有从自然天道中才能真正求得人生的正确生存原则:“圣人游于万物之所不得遁而皆存。”因为世界观的不同,道家和儒家的核心思想和主要观点都是相反的。 

  

        1、道家倡导“君道无为”,儒家演变成了皇权御用文化 

道家对君主的态度可以用“君道无为”来概括,老子在《道德》经中痛批多欲有为的假圣人,赞美清静无为的真圣人,鼓吹君主遵道贵德,无为而治,以达到无不为的效果。后世道家继承老子“无为而无不为”思想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分而用之,倡导“君无为而臣有为”。西汉黄老学派大力倡导“君无为而臣有为”。《庄子·在宥》曰:“何谓道?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与人道,相去远矣,不可不察也。” 韩非子认为,“人君无为,臣下无不为”。《慎子·民杂》说:“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无事,君逸乐而臣任劳,臣尽智力以善其事,而君无与焉,仰成而已。故事无不治,治之正道然也。” 

        儒家对君主的态度从“民本位”到“君本位”,最后彻底堕落到为皇权服务的御用文化。先秦儒家还没有明显的独尊皇权思想,反而充满了“民本位”思想,孔子推崇仁爱,倡导礼治,“克己复礼为仁”;孟子倡导仁政,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推崇礼学,强调“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为此,儒家第一个下了油锅,秦始皇“焚书坑儒”。西汉大儒董仲舒看透君王心里,创立天道论,费尽心机的提出“天授皇权”,讨得了汉武帝的欢心,从此独尊儒术的局面一直维持了近2000年。宋明的程朱理学进一步发扬了这种马屁文化,其“存天理灭人欲”思想,不仅把天授皇权、三纲五常美化成是天理,而且百姓吃好点的生存权也要剥夺。 

       2、道家倡导平等,儒家理论核心是维护礼治的等级秩序 

       道家倡导平等,而且是一种更广义的平等。道家这种平等思想可归结为两点:一是人人平等。包括人性平等、人格平等和社会地位平等诸方面。二是天人平等。道家认为天、地、人三者是平等的,人既不是上天的奴隶,应自己主宰命运,同时也不可以不顾自然规律,而应适应自然,主动认识规律,这样人才会得到最大的满足。老子坚决反对儒家的礼治,怒斥礼是国家发生祸乱的罪魁祸首,《老子》第38章曰:“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指责礼仪中的繁文缛节浪费了钱财,荒废了农业,降低了收入,造成了财物分配不均,导致了社会贫富悬殊。《老子》第53章曰:“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竽,非道也哉。”这与法家非常相似,法家要求平等守法,反对宗法等级制和世袭制。 

儒家理论的核心是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其中德治、人治都是为维护礼治服务的。所谓礼治,就是君、臣、父、子各有名分;贵贱、上下、尊卑、亲疏都有严格的区别。孔子生活在春秋时代,其时周朝宗法制度已是“礼崩乐溃”,孔子应世推崇“克已复礼”,恢复周朝礼治,带领学生游说诸侯,但处处碰壁,无人理采。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是汉朝以后发展起来的。 

      3、道家是治国富国术,儒家是治人统治术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很有规律的现象,就是每当新王朝创立时,统治者往往采用道家无为政治,轻徭薄赋,尽量少掠民扰民,让百姓得到休养生息,如西汉的文景之治,唐初的贞观之治,明朝的仁宣盛世、清朝的康乾盛世等。因此,道家无为政治是一穷二白基础上治国富国术。司马迁在《史记》中就大赞道家事半功倍,批评儒家劳而功少:道家“指约而易采,事少而功多”,“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其实现代西方文明,无可辨驳的证明了无为政治、自由放任是财富之源,是民富国强之道,也证实了老子是个真正先知,司马迁是个伟大的预言家。 

       儒家的特征是一种政教文化,是为统治者治民治德服务的。当无为政治创造民富国强的局面后,王朝腐化就要加速了,虽然历代帝王都独尊儒术,说教和镇压双手并用,但也难改王朝腐化堕落的趋势,要么君主乱作为致贫如汉武帝,要么腐败加剧致衰如宋明清,要么造反致乱如唐朝安史之乱。其实马克思早就总结了这种规律了,根据其共同体思想,共同体进入第二个阶段后,成员间的平等被打破了,自然分工变成了人为的分工,生产过程的领导者变成了权力的独占者,掌权者必然要拿自己的利益冒充公共利益,要求被统治者为“公共利益”而奉献,于是就要大力推行政教。但无论怎么说教,也难以改变腐败加剧、反抗加大,最终灭亡的命运。 

       4、道家重视人性自由,儒家注重人性教化 

道家人性论有老庄人性恬谈朴素论,描康人性清高自适论,郭象人性自足安命论,《列子》人性任情肆欲论等,其共同点在于强调自然天真,排除人工的雕琢和礼法的强制束缚,越是自发自成,越是纯真完美,如《庄子》所说:“彼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老子曰:“为学日益、为道日损”。道家重视人性的自由与解放,包括人的知识能力的解放,也包括人的生活心境的解放。道家的人性论看到了人的生理与心理属性,觉察到虚伪而繁烦的宗*法理对人性的桎梏相对个性的摧残,皆有所得,亦皆有所偏(王明,1984)。 

儒家人性论有孟子性善说,苟子性恶论,董仲舒性三品说,杨雄性善恶混说,程宋天命之性气质之性说,陆王良知良能说等,其共同点是强调后天道德教化,认为无礼乐法度之修饰,人性不能臻于完美,如苟子所说,人性“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而人性正治的标准,在于合乎宗*法理。儒家的人性论看到了人的社会属性,看到了精神文明教育的重要性(钱发平,2005)。 

       5、道家重自然,儒家重人事 

       老子思想和孔子思想的差异是十分广泛的,但就其最主要的方面而言,理论上的偏重和价值观念的取向不    同。魏晋玄学启起期间,道家思想再次兴起,当时人们认为,孔子重“名教”(把各种社会关系规范化),老庄贵“自然”(顺事物和人的本性)。 

总的来说,老子开创的道家的价值观,以自然主义为基本取向,注重天然的真朴之性和内心的宁静和谐,主张超越世俗,因任自然。因此,道家以自然道为最高价值取向,强调顺应自然之道,安邦治国要清静寡欲,要无为而治,让百姓休生养息。 

大体来说,孔子开创的儒家的价值观,以人文主义为基本取向,注重道德的完善和人格的提升,强调积极进取,投身社会事业。因此,儒家以成就道德人格和救世事业为价值取向,内以修身,充实仁德,外以济民,治国平天下,这便是内圣外王之道。 

      6、道家重哲学,儒家重伦理 

      老子比较偏重于对形而上的问题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思考,由此而建立了他的本体论和宇宙论。孔子则偏重于对人与人的关系的思考,由此而建立了他的伦理学。就本体论和宇宙论而言,孔子的思想在这方面基本上是阙如的,而就伦理学而言,这方面也不是老子关心的重点。 

老子提出了道作为自己学说的最高范畴,并加以系统化的论证。以道为核心,老子展开了他的全部学说。特别是其中关于宇宙起源和本体的探讨,以及系统的认识论学说和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更是具有独创性的哲学思想。毫无疑问,老子的道论开创了中国哲学中的形上学传统,道是中国古典哲学无可争议的最高范畴,中国哲学中的重要概念、范畴出于老子的最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完全可以说,老子是中国哲学的开创者。中国哲学能与西方哲学对话,主要有赖于道家,特别是有赖于老子的思想。对此,张岱年先生就曾说过:“老子的道论是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开始,这是确然无疑的。……在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发展过程中,道家学说居于主导地位。”(王明,1984) 

孔子则是中国古代伦理学的开创者。孔子提出了仁作为自己学说的最高范畴,为人类的道德生活确立了最基本的原则,力图以仁爱的精神改善日益紧张的人际关系,并由此入手来解救社会危机。孔子以仁为核心范畴,提出了一系列道德规范,建立了完整的伦理道德学说,并以此作为自己学说的主体内容。孔子的思想,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浓重的伦理道德色彩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孔子学说哲学基础不足,《论语》中“道”字出现76处,多为人伦之道,且孔子从不谈论“天道”,有子贡所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为证。在儒家学说中,仁、义、礼等都是具体的道德原则和规范,而缺少更高概括性的道。孟子也说:“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就是人与人之间相亲相善的关系,以这种最基本的道德准则来处理人际关系,便是儒家之道。因此,不论是孔子的“杀身成仁”还是孟子的“舍生取义”,都是“以身殉道”。显然,儒家的道则为伦理、政治范畴,意义和内容不同于道家,两家的道只是符号形式相同,道家的道以形而上的哲学意义为主(阎韬,2000)。 

       7、道家出世,儒家入世 

       从总体上看,儒家倡导进取型的人生,道家则比较超然通达,故而给人以儒家入世、道家出世的印象。从文化取向上看,道家崇尚三皇的道治,具有原始社会自然崇拜的特征,儒家崇尚五帝的德治,具有阶级社会政教的特点。《庄子》曰:“儒家游方之内,道家游方之外”。方就是指社会。道家则强调人内心自然自动的秉性,儒家思想强调个人的社会责任。道家注重变通革新,儒家注重循序治理。 

事实上,儒家的孔、孟和道家的老、庄都同时具有积极用世和超然通达两种心态,只不过孔孟更为用世些而老、庄更为超然些罢了。老子和庄子都具有很强的文化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只是他们较多地以批评者的面目出现而有别于孔孟而已。孔孟在积极进取追求事业的人生道路上也常怀有超然通达的心态,孔子主张“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欣赏曾点式的超脱旷达,对“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的人心向往之,并认为“贤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 ,甚至萌发“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念头。孟子亦曰:“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孔孟这种矛盾心态或灵活态度是他们在天下无道,人生常穷而不得志的社会现实中不得不采取的一种自我调节和心理准备,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老庄是一样的。在后来经过历史选择而逐渐形成和定格的文化格局中,儒家式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得到了强化和突出,而孔孟原有的那种超然与灵活的心态逐渐被淡化乃至被遗忘。相反,道家式的入世情怀却被淡忘,其超然通达的方面却被突出,以致道家在世人的心目中只是以旁观者的面目出现,道家思想遂主要被用来应付逆境和在人生进取中起调节缓冲的作用。 

       8、道家无为而治,儒家积极进取 

       道家对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则持有一种谨慎、冷静的态度,他们敏锐地意识到文明的进步是必须付出代价的,对社会发展的曲折性有充分的估计,对人类在不断进取的过程中可能造成的问题和对人性本身的扭曲与伤害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老子及早地观察到了这些我们今天称之为异化的现象,予以了高度的重视,并且提出了自然主义的原则,力图用回归自然的方法来避免、克服和矫治之。老子的这一思想是深刻的,老子学说中的许多内容都是针对社会和人性的异化现象提出来的。在老子看来,人性的真朴永远应该是人生进取的出发点,社会发展和人生进取都不应以丧失自然和谐和真朴之性为代价。 

儒家对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持乐观的态度,为士人君子设计了一条进取型的人生道路。在儒家看来,个人的价值必须置于社会群体中才可以实现,人生只有投身社会事业才有意义,他们主张以天下为己任,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应为之奋斗的目标,主张个人应尽可能多地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 

因此,人们通常总是说儒家学说具有积极有为的精神,而道家学说则常被看成是消极无为的,这也是对道家学说的误解。造成这一误解的原因,与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著作中的特殊的表达方式有关。实际上,老子和孔子一样怀有治国安邦的抱负,因而《老子》书中谈论治国之道的内容占了很大的比重。老子的无为并不是目的,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手段而已。无为的实质,是提倡顺任自然的行为,反对妄为,不勉强从事,排除不必要的、不适当的行为。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是要通过无为的方式达到无不为的结果。老子的“为无为,事无事”,是以无为的态度去为,以无事的方式去事。老子曰:“治大国,若烹小鲜”,显然是说,国还是要治的,小鲜还是要烹的,而且还要治得好、烹得好,这就需要采取清静无为的方式来达到目的。老子主张“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这里的“生”、“为”、“功成”显然都是一种积极的态度。老子“为而不争”的名言,也不是消极的态度,而是要人顺任自然,不勉强从事,这样反而能“不争而善胜”,达到最佳的效果。可见,老子道家学说就其实质来看还是主张积极有为的,只不过采取的方式与众不同而已。同那种直截了当的直线思维相比,老子的逆向思维方式颇具启发性,具有不可忽视的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 

       9、道家不满现实,儒家正视人生 

       道家对现实怀有不满和失望情绪,抨击时政、反思传统和批判世俗是隐士关心社会的独特方式。儒家正视现实,对社会现实有强烈的关切和历史使命感,以天下为己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亦不与浊俗同流合污,宁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以成就自己的道德人生。道家的典型人物为清修隐者,儒家的出类拔萃者为志士仁人。 

人们往往将老子看成是隐士的代表,并认为隐士是逃避现实的一批人,这种看法也是不准确的。老子被说成是隐士,源于《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称老子为“隐君子”。太史公说老子“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如果就《老子》的内容来看,乃是指其含蓄而不事张扬而已,并非谓其消极出世。此外,老子长期任周之守藏史,是在晚年才成为“隐君子”的,但即使这样也并非是出世,而是“功成事遂”之后,能从利禄名位场中撤身出来的明智之举。关于隐士逃避现实的说法更是不准确的。隐士的隐居是为了“求志”,他们并没有忘却天下,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观察社会,把世事放在心上。正如庄子所言:“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根深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由此看来,所谓隐士逃避现实的常见说法显然是不妥当的。隐士并非是逃避现实,而是对现实的看法和对待现实的态度与众不同而已。的确,他们对现实怀有强烈的不满和失望情绪,认为世道已是乱得无法挽救了。但对现实不满和失望并不等于逃避现实,认为世道已无法挽救也不等于不关心社会,抨击时政、反思传统和批判世俗,是隐士关心社会的独特方式,隐居不仕是他们成为社会批判意识的主要承担者的必要条件。因而确切地说,他们并不是逃避现实,而只是逃避政治。更进一步说,关心政治也可以有不同的方式,而并非只有投身政治一途。隐士的逃避政治只是不从正面直接投身政治,即不出仕任职。但不出仕任职并不等于不参与政治,更不等于不关心政治,他们事实上是不愿与当政者同流合污,不与当政者合作,同政治中心保持足够的距离,以批判者的身份或反面的姿态来参与政治和关心政治。对于任何一个社会,特别是陷入严重病态的社会来说,从反面参与政治的隐士和从正面投身政治的士人都是不可缺少的。 

       10、道家忧患少,儒家忧患多 

       道家以超越世俗人际关系网的羁绊,获得个人内心平静自在为价值取向,既反对心为形役,又反对不择手段的奋斗成功,一切以顺任自然为好。儒家怀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先天下之忧而忧,对同类和他人富有同情心。 

        儒家的忧患意识经常为人们所称道,似乎只有儒家才具有忧患意识,其实道家也具有忧患意识,儒道两家的忧患意识各有其关注的方面,两者的价值不可互相替代。自然是道家学说的最高价值,道家主张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应该遵循自然主义的原则,自然而然、顺其自然,尽可能地提高自然的程度。这种自然主义的价值观反映了道家对人类文明进步的反思和清醒认识,它实际上是一种深切的忧患意识。儒家式的忧患意识更多的是关注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而道家式的忧患意识则是对整个人类的前途命运的终极关怀。老庄思想的最深刻之处,在于他们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就敏锐地看到了文明发展的负面作用,并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提出了对策,那就是用自然主义来矫正和补救人类行为的偏差和失误。老、庄这种基于自然主义价值观的忧患意识是站在全人类乃至整个宇宙的高度上来思考问题,因而便具有了不同于儒家的眼光,他们所提出和思考的问题对于人类来说,往往更为具有普遍性,值得认真思考和借鉴。 

        二、从共性上看,道家儒家又有互补性和统一性 

       虽然道儒两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立的两极,但也可以互通有无、双向吸收,何况两家又是在中国这块共同的文化土壤上发育生长,有着相依沟通的基础。老子曰“反者道之动”,任何事物发展到极端,就有一种趋向,朝反方向的另一极端移动。借用黑格尔的哲学术语,任何事物都包含了对它自己的否定。换句话说,两者正由于处处相反,因而才能够相辅相成,给予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以深刻的影响。 

       1、道儒两家文化源自同门,但发展方向各异 

道儒两家各有自己的经典,互不相借,唯有《周易》与两家的源头有关。《周易》用阴阳两大概念表示宇宙间两种基本的对立力量,阳表示正面、主导、进取、雄性、显露……,可以综合为阳刚之性;阴表示负面、被动、退守、雌性、深藏……,可以综合为阴柔之性。阳刚之性正是儒家的特性,阴柔之性正是道家的特性;儒家与道家的对立与互融正体现了阴阳的交感相推之道,所以才能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对基本矛盾。 

        道家文化确实少部分来源于《周易》,如道和《周易》中的太极概念非常吻合。但道家的主要思想如道法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等则与《周易》怎么也拉不上关系,因此历史上流传的说法是,道家文化主要来源于神农之《连山易》、皇帝之《归藏易》。神农与皇帝仍处于原始社会,他们用道治国,这符合道家原生文化的性质,如《道德经》中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就是《归藏易》的第一卦。但目前《连山》和《归藏》已经失佚,难以确切考察了。 

       儒家文化也来源于《易》学。儒家文化本源是五帝的德治,本质是阶级社会政教文化。夏商周时中国已进了阶级社会,因此,儒家取材的只能是周文王创作的《周易》。事实也是如此,儒家早期以“六经”为原典,而《周易》为“六经之首”。为适应时代的变化,孔子晚年又与弟子们注释《周易》,这就是《易传》的来源,并将其加原《周易》。儒家与道家不同,道家一直坚持以原始自然崇拜的原则指导社会实践,而儒家后期又加入了天授皇权、三纲五常等愚民思想,从服务皇权的角度说,儒家真是与时俱进了(阎韬,2000)。 

       2、道儒两家互相渗透,但主要是儒家吸收道家思想 

       道家思想曾大批量的被儒家吸收利用,因此也就有了道家是儒家源头活水的说法。正如前面的详细论述,儒家经典《易传》的形成、董仲舒的天道论、魏晋玄学以道释儒、宋明理学以理释儒,儒家从理论创立到后期的三次大发展,每次都大批量的吸收了道家思想。其实,老子还是孔子的老师,孔子曾5次求教于老子,有时一住就是半月。孔子谓南宫敬叔(孔府门人)曰:“吾闻老聃博古通今,通礼乐之源,明道之归,则吾师也”。孔子见老子归而夸老子为龙,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网,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孔子对老子无为政治也赞赏有加,孔子在《论语·卫灵公》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其他儒家吸取道家理论的还有,如汉代扬雄的太玄之学借置于老学,汉代王充的古文经学融治了黄者之学。明王阳明创心学推祟自然本心,受启于道家哲学亦不为少。 

但道家对儒家理论的吸收却很少,这主要原因在理论本身,坚守自然道原则一旦放松那就不是道家了。另外,汉武帝独尊儒术也是个原因,道家走下圣坛后就很少发展了。其实道家吸收利用最多的法家理论,战国时田齐的稷下黄老之学、西汉的黄老学派,其实质是道法结合的治国术。秦汉道家开始重视社会现实,这点可能是受儒家影响的结果。如西汉黄老政治,把老子抽象难懂的无为观,具体化为社会现实中的治国术,开创了中华第一大个文景盛事,“君无为臣有为”、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工商自由等做法,也是对无为而治的发展。其它如老学“爱民治国”、庄学“安然顺命”等观念,可能是受儒学影响的结果。 

      3、道儒两家互立互补,共同构建了中国文化 

       中华2000多年来,从表象上看占统治地位的是儒家,但道家文化为儒家文化提供了哲学基础、逻辑定式,儒家的创立与发展每一步都离不开道家的思想贡献,因此有儒学道统、道本儒末、以道解儒、儒形道魂、道可融儒等说法,这是一个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充满理性思想光辉的概括。道家是原生文化,道是母,儒是子;道是源,诸子百家是流,而且流散无穷。这是一种情感复杂的体会,所谓的“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是归于老子大道的,归于老子的原生文化。老子是百家之祖、万法之宗、哲学之源。晋代道教大师葛洪认为:“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 

道家在宇宙论、理性方法、美学、自然哲学、批判精神、军事辩证法等重要社会文化领域有第一位贡献。缺少了道家,中国传统文化就要失衡倾斜,变成狭随的层次极不完备的文化。儒学在人生哲学、社会政治学、社会经济学、伦理道德规范、教育学、典制礼仪、历史学、文献学等重要社会文化领域有第一位贡献,为古代社会所不可缺少。中国封建社会能够长期稳定发展,从思想文化上说,固然有赖于儒家对纲常名教的扶树,同时也得益于道家对社会矛盾的调节,使得社会机体有较大的弹性和韧性,再加上佛教和道教,形成文化的多元结构,以宽容的氛围缓解专制主义淫威对矛盾的激化。 

       4、道儒两家都遵道贵德,只是道与德的含义不同 

       道家倡导道法自然,所遵的是自然之道,是宇宙万物运行的大道。道家所贵的德是遵道,遵从自然道、按自然规律办事就是德,否则就是缺德。《老子》第51章曰:“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儒家倡导礼治,所遵之道是神话了的天道,把自然界高低有序说成是天道,把天授皇权、三纲五常等级制说成是天道。儒家所贵的德也是遵道,要人道服从天道,要无条件遵从天授皇权、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否则就是缺德。在儒家看来,顺“天道”而行,是天经地义的“大道”,是无须论证的“公理”,也是毋庸置疑的“大常”。“人道”附属于“天道”,也应依“天道”而行。不但“人道”如此,其它诸“道”也要遵天道。 

       5、道儒两家学者和平共处,修习信仰上互相兼容 

       道儒两家各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学统和严守门户的本派学者,但两家并不禁止本派学者祟信对方学说,所以历史上儒道兼修的学者是很多的。儒家主张“和而不同”(孔子),道家主张“容乃公”(老子)、“百家众技皆有所长”(庄子),在信仰上都颇为宽厚。由此之故,汉以后儒道合流未受大阻,汉末魏晋以后道释儒合流更成风气。 

       历史上,道儒兼修的大有人在。扬维、王充兼修儒道,王两、郭象共祟儒经老庄。南北朝时期三教兼修之风更盛,南齐张融兼信三教,死时“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南齐书·张融传》)。魏孝文帝通“《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善谈庄老,尤秸释义”(《魏书·高祖纪》)。明释祖清说:“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憨山大师梦游全集》)。在道儒释三家四学之中,儒家、佛教、道教的门户意识较为强烈,讲师承,论世系,相比而言,道家的心胸更为博大宏远一些,包容精神更强烈一些,在文化上一贯主张兼容并包、博采众长,《吕氏春秋·不二》、《庄子·天下》、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淮南子》可作为代表。 

       6、道儒两家在人生问题上,互补互换 

       儒道两家对待人生问题,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儒道两家的互补,是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互补,各有特色,和而不同。在儒道互补的人生模式中,中国知识分子随着境遇的变化其信仰重心在道儒两家中摆动,在顺境中多以儒家为指导,建功立业,锐意进取,成己成物,立人达人;在困境和逆境中则多以道家为调适,淡泊名利,洁身自好,超然通达,静观待时,因而增强了知识分子对挫拆、迫害的承受能力。道家的清静,使人在人事的纠纷和现实的利害面前看得开放得下,减少了许多烦恼和痛苦,遇到惨烈事变,精神不容易崩溃。这大概是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在追随孔盂的同时不愿放弃老庄的原因。 

儒道互补构成了一种完整的、艺术的人生观,它视人生为一种变速的曲折运动,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刚柔相济,能屈能伸,出处有道,进退自如,不走极端,心态上和行为上都具有良好的分寸感和平衡感。自古及今,中国人基本上都是在这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中选择着自己的人生道路,具体到每一个问题上,中国人都习惯于或是以儒家的方式来处理,或是以道家的方式来处理,可谓逃儒则归道,逃道则归儒,出老庄则入孔孟,出孔孟则入老庄。儒道两家思想的这种互动互补的内在机制,使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呈现出丰富、生动并趋于完善的面貌。离开了儒道互补,就难以把握和理解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深层结构和特质。 

        7、其它思想观点上的共同性 

       道儒两家上述共同点说明,儒道两家在对待具体事物上非处处对立,也有不少共同点,下面再列举一些。 

     (1)在自然关系上,儒道皆认为天人是一体的,人类来源于自然,又以自然为生存的依托,两者息息相关连,人应当爱护自然环境和资源,不可破坏天人的和谐,还要“资天地之化育”(儒),“辅万构之自然”(道)。 

      (2)在人际关系上,道儒皆反对纷争对抗,主张和睦共处,“和为贵”(儒),“安其居”(道),“善战者跟上刑”(儒),“夫兵者不祥之器”(道)。 

       (3)在人生态度上,儒道皆注重精神生活的充实和提高,反对沉缅于物欲私利之中,“君子忧道不忧贫”(儒),“圣人被褐而钎玉”(道)。在治国问题上,儒道都反对君主专制独裁,反对*暴,重视民心的向背,“民为贵”、“保民而王”〔儒〕,“以百姓心为心”(道)。 

      (4)在真善美的追求上,懦道都希望达到三者的高度统一,并特别强调要追求真知的过程变成人生乐趣,能体验到一种精神上的享受,“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儒),疤丁解牛“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午,乃中经首之会”(道)。 

      (5)在辩证思维方面,道儒都看到矛盾双方的对立与转化,主张随时调整矛盾关系,以保持统一体的适中和谐,避免向极端偏落,“时中”、“过犹不及”(儒),“守中”、“去甚去奢去泰”(道)。 

     (6)在对待宗教的态度上,儒道都不热心于鬼神祭艳,而与之保持距离,“敬鬼神而远之”(儒),“以道苍天下,其鬼不神”(道)。在对待阴阳五行学说的态度上,儒道皆借取之而为宇宙论的基石,一阴一阳之为道”(儒),“阴阳合而万物生”(道)。

 

来源:云泉禅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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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haskio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