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活运动:无果而终的中国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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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和宋美龄联手发动新生活运动,以蒋介石自己的话来说,这是国民党于30年代所推出的一场“精神方面的重大战争”。1934年7月,“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于南昌正式成立,统领全国各地新运之工作。蒋介石任总会长,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为主任干事,设调查、设计、推行三个部门。次年2月,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成立,由宋美龄任指导长。“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对人们应该如何开展新生活运动作了极详尽的规定。其规定条目分明,内容琐碎——有生活艺术化的“有暇时常至野外旅行”;生活生产化的“年未满六十岁者,不得设宴祝寿”;生活军事化的“提倡冷水洗浴”,还有提倡守时运动、节约运动、升降旗礼等;有夏令卫生运动、清除垃圾和污水、灭蝇竞赛等,亦有针对愚民陋习、不良风气的活动,如识字运动、禁烟消毒(即禁毒)运动等。由于新生活运动力图直接干涉物质与经济生活,有学者如詹姆士·托玛斯(James Thomson)将新生活运动讥为“建基于牙刷、老鼠夹与苍蝇拍的民族复兴运动”。宋美龄在运动的推行和宣传上扮演了“火车头”的重要角色。新生活运动是要改造全民的生活,而妇女是家庭的中心,宋美龄乃大力鼓吹妇女为改造家庭生活的原动力,“知识较高的妇女,应当去指导她们的邻舍,如何管教儿女,如何处理家务,并教导四周的妇女读书识字。”抗战胜利后,中国旋即陷入内战,国民党节节败退,实在无余力兼顾新运。蒋介石于1949年新运15周年前夕,悄悄指示总干事黄仁霖“暂停办理”,后来更销声匿迹,再没有恢复,历时15年的新生活运动无疾而终。而因为过度宣传而导致的形式主义在新生活运动中充斥,顾维钧的第三任妻子黄蕙兰在其回忆录中说,中国驻外人员常有外遇而导致婚变,故在抗战前外交界即戏称新生活运动(New Life Movement)为“新妻子运动”(New Wife Movement)。(整理:邸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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