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火焰中的武汉租界

转载革命火焰中的武汉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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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历史》
文│唐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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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职业外交家,陈友仁在极力推进“革命外交”的同时,不可能不立足现实。或许,他理想的外交手段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革命外交”与“现实外交”互为表里,相得益彰。然而,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和渴望自由的民情,给他回旋的空间太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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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1月3日,汉口江汉关码头的钟楼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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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组织集会演讲,宣传革命道理,控诉列强暴行。这是武汉各界庆祝国民政府正式迁汉办公系列活动的一部分,也是抗议英国人一个月前在天津逮捕17名国民党员并交给北洋政府,其中7人未经审判,立遭处决。抗议者高呼反英口号,挥舞拳头,朝租界里的印度巡捕和英国军警吐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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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从毗邻的英租界里冲出一群印度巡捕。接着,几十名英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分别从汇丰大楼和岸边军舰上冲出,距离集会群众只有咫尺之遥,荷枪实弹,端着刺刀,准备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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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群众不顾一切,撕开上衣,继续抗议。有的英军吓得后退,有的英军朝天放枪。听到枪声,集会乱作一团,顿时散去。惊慌之余,有的人跑错了方向,闯进了租界。霎时间,枪声伴随着殴打和鲜血,集会群众一人死亡,五人重伤,三十多人轻伤。这就是“一·三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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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会民众赤手空拳上前搏斗。英军寡不敌众,撤回租界。愤怒的中国人不依不饶,推倒路障,冲进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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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界里的英军架起机枪,江面上的英国军舰生火起锚。战火一触即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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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血事件如何收场?难题摆在了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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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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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5月,陈友仁就任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他首次提出“革命外交”的口号。指出“革命的外交,应取断然的革命手段,坚持到底,宁为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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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执行层面,陈友仁认为“革命外交”包括四项内容和一种手段:一是“更正不平等条约,并缔结以平等为原则之新约以代替之”,这被他视为“国民政府外交政策之主要目的”,也是对国民党一大宣言及孙中山遗嘱中“取消不平等条约”的落实;二是重开关税会议,坚持关税自主;三是矫正列强滥用领事裁判权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径;四是恢复中国对租界和租借地的行政权。此外,与列强交涉采用强硬手段,绝不妥协退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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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他收回租界的想法早已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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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北洋政府加入协约国阵营,对德、奥宣战,顺理成章地收回了汉口德租界、天津德租界和天津奥租界。1924年,经过多轮交涉,苏联宣布放弃沙皇俄国在华租界。对于中国来说,剩下最难啃的就是英国。英国是近代最早侵华的国家,也是列强在华的“带头大哥”,一旦由此突破,政治影响力大,有助于推动租界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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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友仁知道,汉口是《天津条约》迫使中国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1861年3月,英国以上海租界为样板,与湖北布政使签署条约,在汉口设立租界。汉口是九省通衢,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一旦收回这里的租界,其积极影响不可低估。同时,英租界在汉口的存在,对于同在武汉的国民政府是个威胁。因此必须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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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惨案”发生后,恰在汉口出席中国国民党党政联席会议的陈友仁紧急约见英国驻汉口领事,限令英国水兵迅速撤回舰上。局面复杂,但他异常清醒:与民意汹汹的中方相比,英方面临更大的被动:既要保护租界,又要保护侨民,两种诉求难以兼顾。陈友仁坚信,自己有压倒英方的胜算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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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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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场中英交涉,陈友仁之子陈丕士记述了一段对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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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生,如果你们的政府是文明的政府,你们应该能够为武汉的英国人的生命财产提供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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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政府是文明的政府,是中国人民的政府。正如你所知道的。当中国人身穿丝绸时,恐怕英国人只不过身体涂着蓝颜色,到处乱跑。至于说到保护,显然你们已经把这一任务承担起来了,因为你们已采取措施来保护你们的国民。中国国民政府再参与此事是不合适的;这样做,可能导致混乱和适得其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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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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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已经命令你们的海军陆战队登陆了,而且在租界周围设置路障站岗;那些哨兵还手持上了刺刀的枪。按中国人民的看法,这是用一种野蛮的方式来处理事情。所以我说,你们已负责来保护你们自己的国民及其财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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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你们也有军警驻在租界的边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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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但他们在那儿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公民免遭你们的刺刀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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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的意见呢?陈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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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走你们的海军陆战队,命令你们的水兵返回军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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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或许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扬眉吐气的瞬间。陈友仁步步为营、据理力争,按照他的计划主导中英交涉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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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少奇、李立三等中共领导人的号召下,租界附近集结的群众越来越多。英军见势不妙,连夜撤离。对此,陈友仁曾说:“我们虚张声势就把他们吓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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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4日,码头上,满是等待撤离的英国侨民,场面混乱;租界里,英国的公司洋行纷纷关门歇业,死一般的寂静;汉口总商会院内,武汉各界团体代表齐集一堂,提出抗议、赔偿、惩凶、撤军、道歉和交接租界等八项对英办法,并以此请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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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进租界的群众越来越多,巡捕和公务人员大多作鸟兽散,工部局难以招架,只好请中方出面维持。于是,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陈群进驻英租界巡捕房,武汉卫戍司令部和工人纠察队分别接管了英租界的防务和治安,三个连的国民革命军开进租界。这是六十多年来,中国军队首次踏上汉口英租界的土地。然而,要真正实现对汉口英租界的收回,还须得到中英双方的法理承认,即签订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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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2日,英国驻华使馆参赞、谈判代表欧玛利一行抵达武汉,开始与陈友仁举行会谈。一上来,欧玛利就要求中方退还汉口租界,恢复到“一·三惨案”前的状态,以此作为谈下去的前提。陈友仁答道:“如此办法,必致引起较现在更险恶之局势。现在双方之交涉,只可以现在之新状况为根据。”也就是说,现在要谈的,只是对中方收回英租界的法律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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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的态度与欧玛利一样强硬,但他得到的英国政府的指令,却是同意以“一·三惨案”的状态作为谈判的前提,力图用这样的让步,换取对英国人在汉口财产、产业和既得利益的保护。于是,谈判从14日正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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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英租界的前途问题,陈友仁提出效仿北伐军对德、俄两国租界的处理方式,改为市辖特别区。欧玛利傲慢地认为,陈友仁只是地方政府的代表,协商细节问题找总领事即可;原则性问题等大事要待“将来有正式政府时办理”。他甚至提议将英租界改为公共租界,允许中国参与租界内的行政权和警权。陈友仁当即驳斥道:“中国国民党党政联席会议乃最高临时权力机构,有权处理一切国事政事,怎能说是地方一政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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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争取国际同情,孤立英国当局,陈友仁发表对外宣言称:“虽然国民政府之意见以为,欲脱离外人帝国主义之羁轭,初不须民族主义之中国与列强从事武力之战争,故国民政府深望以谈判及协议之手续,解决中国与列强间一切之问题……本政府愿单独与任何列强开始谈判,讨论修改两国条约及其他附属之问题,但此项谈判,须根据经济平等之原则及彼此主权互相尊重之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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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的严正立场,迫使英方接受改英租界为“市辖特别区”的动议。经过16轮谈判,至1月底,原则性问题谈定,开始协商技术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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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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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双方磋商行将就绪之际,英国外相张伯伦突然宣布:英国政府决定调兵1.2万名,以“中国远征队”的名义前往上海,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远东的国际秩序”。同时照会美、法、日等国配合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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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远东战云,中方指出,英方对上海的军事集结,只能是“一种对于中国民族主义勒迫之行为”。陈友仁对欧玛利表示,只要英国不停止对华军事威胁,中方就不会在收回汉口英租界的协议上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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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原本计划,一面用《备忘录》承诺修改英国在华特权,稳住国民政府,一面联合美、法统一行动,威逼中方就范。然而,陈友仁采取“单独对英”的外交策略,暂不刺激其他列强,减轻了外交压力。张伯伦的声明非但没能让中方让步,国际舆论反而同情中国,就连英国朝野也反对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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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张伯伦泄气的是,美、法、日等国担心中国人民收回汉口英租界的烈火烧到自己的租界内,特别是影响到上海的租界,因而对英国的提议并不积极。日本明确表示,其在华驻军,“只敷自保,爱莫能助”;美国也“不欲将现在反英之憎恶,移于美国身上”,反对武装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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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英国军方,英国海军司令巴顿曾在“一·三事件”后到汉口考察。他发现此时的长江汉口段正值低水位期,英国海军陆战队一旦登陆,必须经过很长的一片开阔地,直接暴露在北伐军的射界内,他可不想冒这个险,只能承认,这个季节,“海军不可能收复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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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是坏消息。2月10日,张伯伦被迫做出让步,在下院发表的演说中,同意将租界交由工部局,仿德租界处理办法,正式交与中英市政董事会,并削减登陆上海的英军数量。19日,陈友仁做出积极回应,同意恢复谈判,但要求登陆上海的英军立即撤走。这一表态,迫使欧玛利于当天下午主动登门,承诺抵沪英军即将撤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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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陈友仁与欧玛利正式签署了《收回汉口英租界之协定》,其中规定:解散英租界工部局,将租界内的行政事务交由中方市政机关。3月5日,国民政府汉口第二特别区市政局成立,正式接管英租界的行政事务。至此,汉口英租界的收回,通过法律形式巩固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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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九江也发生了类似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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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1月6日下午,九江码头,英籍税务司的太太雇佣华工搬运行李上船。就在当日,北伐军业已占领的九江正举行罢工活动和市民大会,声援汉口人民收回英租界的壮举。因此,工人纠察队员吴宜三见状,认为华工这么做破坏了罢工行动,上前制止。英国太太不悦,先是与之发生口角,见占不到便宜,就招呼附近的英军水兵登岸,殴打工人纠察队员。吴宜三被打得“当即昏去,受伤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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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观群众越来越多,“不许洋人打中国人”的呼喊声震天动地。此时,十几个英军水兵仗着手里有枪棒,围殴工人,致伤数人。围观群众被这一丑陋行径激怒了,呼喊着“反对英兵在九江杀人”“打倒英帝国主义”“冲进洋街去”的口号,不顾英军的威吓,在北伐军九江驻军的掩护下,手持扁担、棍棒,拆除铁丝网,撞开大铁门,纷纷拥进英租界。印度巡捕和英国军警见势不妙,纷纷作鸟兽散,与汉口英租界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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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北伐军强行接管了九江英租界。经过外交努力,就在签署《收回汉口英租界之协定》的第二天,陈友仁又与欧玛利签署了《收回九江英租界之协定》,将九江人民收回英租界的成果法律化。3月24日,镇江商会接收了当地英租界工部局。1929年11月,英方正式向中国政府交还镇江英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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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革命外交”的重大胜利;这是陈友仁外交生涯的一段美好时光,时人称之为“陈友仁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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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友仁时代”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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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3月,北伐军占领南京。群众的革命热情迅速转化为排外情绪,外国领事馆和外侨住宅遭到洗劫。英美军舰云集南京江面,开炮报复,酿成惨案。由于出错在先,武汉国民政府无法理直气壮地采用“革命外交”手段,重演收回汉口英租界的豪迈,反而犹豫不决,束手无策。陈友仁茫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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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外交”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民族自决”思潮的产物,也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觉醒的产物,更带有中国人面对“弱国无外交”悲剧性局面的反弹情绪。土耳其凯末尔革命,就是通过“革命外交”逐步收回国家主权的成功案例。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收回,是典型的靠革命方式推进外交交涉的突破性成果,中国人确实尝到了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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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革命外交”只能是特殊政治环境下的短期行为。国际政治的游戏规则,既有弱肉强食,又有基本规则,单凭群众运动,很可能干扰正常的外事交涉,甚至导致局面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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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职业外交家,陈友仁在极力推进“革命外交”的同时,不可能不立足现实。或许,他理想的外交手段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革命外交”与“现实外交”互为表里,相得益彰。然而,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和渴望自由的民情,给他回旋的空间太小了。要么“革命”,不见容于蒋介石等国民党内的权威的利益考量;要么“温和”,则易被舆论视为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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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随后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与武汉政府分庭抗礼。陈友仁既不愿革命给外交工作添乱,又不敢触犯众怒,在东征讨蒋的争论中,他选择了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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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武汉“清共”,宁汉合流,大革命失败。1927年7月,陈友仁告别武汉,随宋庆龄秘密登船,辗转前往苏联,投身反蒋运动,直至去世。陈友仁外交时代随之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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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看历史》2011年12月刊:解套中国_李鸿章110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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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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