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纂修前传

转载清史纂修前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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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历史》
主笔│李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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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亡百年以来,清史纂修经历了怎样的波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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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8月,袁世凯的贴身秘书吴璆,携带袁的亲笔信前往青岛。吴此行的目的,是聘请武昌起义后避居青岛的前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担纲纂修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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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往前追述几个月,也就是1914年春,北洋政府国务院召开会议,根据袁世凯的示意,呈请设立清史馆,纂修清史。很快,3月9日,袁世凯就以大总统令的形式,批准了国务院呈请:“应即准如所请,设置清史馆,延聘通儒,分任编纂,踵二十四史沿袭之旧例,成二百余年传信之专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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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曾经是清廷大员,又是清帝逊位的受益者,他要借编纂清史网罗前清旧臣,因此选择清朝遗老赵尔巽担任清史馆馆长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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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清史馆正式开馆。馆址位于故宫东华门内的原清朝国史馆和会典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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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尔巽接聘后,立即着手延聘人员,组织队伍。清史馆早期邀请学者136人,实际到馆86人。其中不乏史才出众、笔力强健的学者。比如柯绍忞,在清末即致力于蒙古史和元史研究,历经30年努力,撰成《新元史》257卷。赵尔巽死后,柯绍忞代理清史馆馆长;缪荃荪,光绪间中进士,曾入国史馆为一等编修,名望很高,受聘为总纂;夏孙桐,光绪壬辰科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参与修撰《国史会典》,后任文渊阁校理;其他如吴廷燮、王树楠、金兆蕃、马其昶、朱师辙、张尔田等,均为一时之选。这些人,于纪、志、表、传各有侧重,多数都始终其事,遇到经费困难的时候,也坚忍不拔各尽其责。正因如此,赵尔巽虽“非史学之专长”,而该书终得完成。当然,这些学者多为前清遗老,抱着“修故国之史,即以恩故国”的念头从事这项工作,他们的修史立场广为诟病,也为这部书后来的命运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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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的基本流程是根据每个学者的特长,领取任务列表登记之后,各自撰写,再定期交稿。薪金待遇最高的每月600银元,最低的30银元,不能按时交稿或者稿件质量低劣的则停发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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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 年至1916年,袁世凯掌国,虽然中央财政收入寥寥,但给史馆的经费还算充足,每月拨款十多万银元。经费来源,主要是政府的“善后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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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袁世凯去世,中经张勋复辟,北洋政府财政维艰,馆中经费骤减,每月只有三四千元,有时这三四千元也不能准时拨付,常以国库券、公债券代之。最严重的时候分文无有。在这种情况下,编纂人员纷纷离去,从早期撰稿人86人减至1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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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编纂工作的后期,所剩十几人几乎等于尽义务,赵尔巽不得不以个人身份向军阀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等募捐,勉强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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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6月,张作霖就任大元帅,成为北洋政府最后一个统治者。在他的资助下,拖延已久的清史纂修工作准备用几年时间最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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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久,赵尔巽看到时局变幻莫测,自己又病入膏肓,决定提早付印。赵尔巽遂称所纂清史为“急就之章”,并在“清史”后特加一个“稿”字,名曰《清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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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尔巽本人虽然并不精通史学,在学术管理方面也产生过一些问题,但他始终以修史为己任,年过七旬直至去世,尽力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多方筹款支持清史纂修。修史前期,财政部在经费上一味偏袒国史馆,赵便致信袁世凯据理力争,最终获得袁氏支持。后期在经费枯竭难以为继的情况下,他又努力从当初在东三省的老部下张作霖处筹措经费,终于使全书付梓。可以说,没有赵尔巽这份责任心,最终连《清史稿》都难以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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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9月3日,赵尔巽病故。张作霖按他的遗愿续聘柯劭忞继任馆长,并派袁金铠办理刊印。袁金铠又推荐金梁担任校对。刊印之事最终由金梁主持完成,最后成书536卷,八百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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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4月,在北伐军攻击下,奉军全线崩溃,局势越发紧张。端午节前,《清史稿》已陆续印毕,当时总共印了1100部。金梁见时局紧张北京即将陷落,便把其中400部运往东北,这一版后来被称为“关外本”。史馆中人随即发现金梁有擅改文稿的地方,柯劭忞等人将剩下的700部加以抽换改正,这些后来被称为“关内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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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6月9日,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阎锡山先遣部队开进北京。18日南京国民政府派农矿部长易培基接管故宫博物院,24日又接管清史馆,后组建“清史长编筹备会”,准备另行编写一部《清史长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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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10月,赵尔巽旧部、原清史馆职员刘赞廷呈文南京国民政府文官处,提出公开发售《清史稿》,引发国民政府内部对《清史稿》立论的质疑。国务会议对此进行了讨论,决定将《清史稿》及清史馆所存书籍统统运往南京,以便审查,从而引发了清史馆馆藏图书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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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日,故宫博物院理事长李煜瀛致电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称清史馆所存书籍多为史料,故宫正在整理编辑,恳请收回成命。4日,国民党中央委员张继也致电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表达了同样的意见。6日,古应芬复电,称蒋介石表示“国务会议决议之案,碍难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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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致电古应芬,提出为避免清史撰写工作“前功尽弃,可否先将《清史稿》百部及重复书籍送京”。但国民政府不予采纳,要求仍照原决议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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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挽回局面,作为权宜之计,易培基16日呈报行政院院长谭延闿,列举《清史稿》内容“反革命”“藐视先烈”“不奉民国正朔”“例书伪谥”“鼓励复辟”“反对汉族”“为满清讳”“体例不合”“体例不一致”“人名先后不一致”“一人两传”“目录与书不合”“纪表志传互相不合”“有日无月”“人名错误”“事迹之年月不详载”“泥古不化”“浅陋”“忽略”等,共十九项罪名。呈文建议将“《清史稿》一书永远封存,禁其发行”,待故宫《清代长编》编成,“再行呈请国民政府就其稿本,再开史馆,重修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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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行政院会议决议:“《清史稿》永禁发行,长编准其完成,重复书籍先行运京,具呈报告蒋主席请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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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初,三百余部《清史稿》运抵南京,国民政府将其分发给有关部门、国立省立图书馆及部分高级官员阅读参考。2月19日,国民政府要求:《清史稿》“所有从前已经发行者,应一律严禁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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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政府主导下的《清史稿》,其观点无法为国民政府所接受。14年修史仅成一‘稿’,而且无法摆脱被查禁的命运。”国家清史领导小组工作人员赵晨岭对国民政府查禁《清史稿》的原因作出如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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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底,因为编纂《清史长编》的计划已经停顿,行政院呈请国民政府核发《清史稿》,由该院负责纠正。一年后,参议员吴宗慈起草的《检校<清史稿>报告》完成。教育部将该报告送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征求意见。该所所长傅斯年指出:“重修清史,此自是国家应作之事。然此时国家力量恐不能顾及。且十年来史料之大批发现,史学之长足进步,皆使重修一事,更感困难。非以长久之时期,大量之消费,适当之人选,恐不能济事耳。”这些话道破了当时条件下政府无力修史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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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之后,全面抗战爆发,修清史一事不了了之。抗战胜利后又爆发了国内战争,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虽有几次动议却又屡次搁置,直到败退台湾之前始终未能重修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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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台湾“国防研究院”组织“清史编纂委员会”,以《清史稿》为蓝本,稍加修订,于1961年10月与台湾“中国文化研究所”合作,刊印出一部《清史》,共8册。由于这部《清史》从一开始就被定位为“献礼工程”,留给修史者的时间仅一年,所以该书甫一面世,即引发巨大争议。台湾“立法委员”刘振东在“立法院”多次对其提出质询。之后,这场笔墨官司几上几下,沸沸扬扬打了一年多,震动台湾地方朝野,成为当年台湾政界学界的一段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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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不少台湾学人提出重修清史,其“行政院”交由“国史馆”负责。该馆认为台湾所存史料残缺不全,又受经费限制无力重修,不如将《清史稿》进行校注,“或可供目前一般之参看”。1978年,该馆与台北故宫博物院开始合作进行校注。相关学者先是按照“以稿校稿,以卷校卷”的方法,到1984年共校订出四万余条。然后,又组织一些学者组成负责定稿的工作小组校阅条文。最后再聘请十余位专家学者担任审查委员进行复审,有删有增,新增校订两万余条。定稿后陆续出版,1991年全部出齐。《清史稿校注》对《清史稿》逐字梳理,时间、地点、人物、史实等逐一核对,全书共校注四万七千多条,是目前对《清史稿》最为详尽的系统考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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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光流逝,海峡两岸的恩怨趋淡。“烽火岁月中遗留下来的史稿或有误,或不够完备,或流于草率与零乱,然它表达了一个朝代结束之际史学工作者的思想与情感,其特殊的时代意义,非后代史学工作者所能替代。”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冯明珠2006年11月在为《清史稿未刊稿丛编》所作序言中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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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看历史》2011年12月刊:解套中国_李鸿章110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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