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后记(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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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小书自200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至今,行销已有五年。其间不时听到加印的消息,直至最近,责任编辑杜丽老师嘱我再写一篇后记,出插图版要用。所谓插图版,是把五年前延请王增延老师绘制的十二幅插图用在书中,再重新设计排版,内文并无变化。
  我的本职工作是编辑,为他人的文字服务,而自己写的东西,则越来越少。目前来看,《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是我唯一拿得出手的写作成果,再为它生产一篇后记,理所应该。
  另一个动因,则是这个时代的变化之剧。
  2011年,是我们这一届同学大学毕业二十周年,学校特意组织了很隆重的返校庆典。两天的欢聚结束后,我内心叹息:衷心祝愿我的母校,能够不炫耀哪个领导人来视察过又如何夸过我们,不吹牛招来多少状元又出过多少富豪,不斤斤计较于大学排位、国家拨款和重点科目数量,不洋洋得意于有多少房产和资产。之所以有这个感慨,是因为现实并非如此。
  如今的大学校园,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男女比例失衡,应试教育结硕果,一个上百人的院系,男生的数量已不够组成一支足球队;城乡差距拉大,当年我们班有三分之二的农村学生,如今重点大学里的农村孩子据说不足五分之一;成功学的气息弥漫在校园,如何找到工作,如何搞好关系,如何挣钱——多少都不嫌够,成为最消耗师生智商和情商的事情。
  而他们正处在青春期,一个人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本应该是又傻又愣,既骄傲又热忱,能务实更能务虚,敢珍惜更敢挥霍的样子。
  去年我见到一位意大利女生,已经在中国实习半年。当初入学选专业时,她本来想学日本文化,但那个系在六楼,她爬到五楼,觉得有些累,就顺势选了位于这一层的中国文化专业。实习期间,她经常与中国年轻人结伴旅行。她不客气地说这些旅伴非常不可爱,他们想的、说的,都是怎么挣钱,怎么买房子。
  听着这些严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话,想到远去的八十年代,我书中所描摹的那个时代,已渐成一曲挽歌。
  如今我们的国家已变得超有钱,人民却不能判断什么是幸福。大家有一种感觉,似乎越来越没地方说理,劫贫济富的事情每天都在上演,越没有底线的人活得越好,于是许多人擦干嘴边道德的口水,一转身甘心把自己变成魔鬼。
  在这个充满怨气与戾气的大环境中,又怎能要求大学校园独善其身,要求我们的年轻人超然物外呢?
  最近六年我的工作与生活,基本都用来编辑《读库》丛书。拜工作所赐,得以见识一些能够让我安静下来的人。他们让我看到了在末世狂欢的人群中可以做到沉默,在四周纷纷噤声或跪下的时候可以兀自站立,并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让我看到了抗拒某种生活方式并不需要多么悲壮,在这个夸夸其谈的国度里还可以行动。他们在这个怨夫与怨妇充斥的世道里没有申诉个人的冤屈,他们打心眼里爱自己,也爱这个世界,他们的爱是一种切实的行动和勇气,是一种不屑于向你张扬的骄傲和充实。
  而我们身处的这个以人为本的时代,已经荒唐到什么程度?北京市区里的一套房子,基本都在五百万以上,而各种事故的法定死亡赔偿标准,最多几十万元。换言之,一套房能抵几十条人命。再换一种算法,如今中国已跻身奢侈品消费第一大国,一瓶红酒、一个包或一块手表,几乎就是一条人命。
  这个滑稽的换算,让我们看到人生的残酷本质。贫富日益分化,但死亡面前人人平等,不同的是,有钱人死时,屋里所有的物件,都比他的那条命值钱——可我们都致力于让自己成为这样的人。
  在这个人命贱过物件的时代,我们如何自处?选择怎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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