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剩下什么呀,只有无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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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剩下什么呀,只有无尽的回忆 
顾文豪 
   
  “他们选择坐得这么靠近银幕,是因为他们一定要是第一个接受到影像的人,因为这些影像不得不冲破每一排座位的障碍,经过一排排观众的阻隔,从一个传递到另一个,从一双眼睛传递到另一双,直到受到污染,成为二手货,缩减到只有邮票那么大”,这群须臾不可离开银幕的人被称作“电影馆里的耗子”,一般自晚上六点半开始,待到午夜方离去,双眼紧盯着银幕,蜷缩在好似自己专属的头排座位,一任电影馆外的世界刮风下雨还是艳阳满天。不,他们没有外面的世界,电影馆就是唯一且永久的世界。 

   
  这家电影馆叫做法国电影资料馆,位于巴黎第十六区。 
   
  这样的安谧宁静持续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突然阴云密布,天色陡变。1968年,法国爆发了“五月风暴”,而这场风暴的导火索竟然就与电影有关——“电影革命”与“朗格卢瓦事件”。历史书从政治事件的角度,将“3月22日运动”——即科恩•邦迪率领学生占领农泰尔学院的行动视为“五月风暴”的正式起点。但其实很多人,尤其是电影界人士,更愿将“朗格卢瓦事件”看作是“导火索”、“预演”或者“序曲”。1968年2月9日,法国电影资料馆馆长亨利•朗格卢瓦被戴高乐政府的文化部长马尔罗解除职务。不到一天,世界各地的大导演,诸如约翰•福特、黑泽明等人纷纷发来电报,禁止使用他们的电影。这些大导演与朗格卢瓦私交颇深,在他们看来这位法国电影资料馆馆长是真懂得电影之价值的,他们愿意将自己的心血交付于他,而如今朗格卢瓦的被迫卸职则使得这种信任不再存在,他们通过索回电影的方式来表达对朗格卢瓦的有力声援。随后事件迅速升级,学生大批罢课,从大学生到中学生无一例外,当时《费加罗报》的一位头头对此怒不可遏,“我们还看到读小学的小孩也站起来反抗吗?”,到处是集会、游行、公开讲演、革命的巴黎就像是个正在狂欢的巴黎。 

   
  而这绝非法国如此。彼时世界似乎到处充溢着“革命”、“反叛”、“激情”,如果以二战结束为原点,那当时的世界不过是二十出头的青春少年。这样的年纪,怎样叛逆都不过分,只不过这回好像大家说好似的,待指针给拨到1968年,闹钟嚣叫,革命吧!西贡,“春节攻势”打垮了美国大兵;伦敦,大游行涌向美国使馆;柏林,学生们包围了斯普林格;纽约,学生们占领了哥大校园;巴黎,学生们筑起了“街垒之夜”;布拉格,市民走上街头抗议苏联;当然,还有中国,毛泽东掀起“文化大革命”…… 

   
  是的,已经过去,正在过去。今天处在政治权力和商业律令的后后现代青年人,还会不会因为一位电影资料馆馆长的被解职而群相集会,动辄与政府抗颜相对呢?今天会不会有哪位大腕名角好像让娜•莫罗、凯瑟琳•德纳芙或是当年扛着摄影机实况录制的戈达尔,乐意放下身段,谢绝种种场子邀约,一脸严肃却绝无作秀之意(这秀岂是好作的)地声援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同业同行?会不会有像福柯、萨特那样名头震天响的大学者慨然登上讲台、占据广场,情辞恳切而又精义焕然?会有吗? 

  世界原本朝向正确的方向驶去,却猛然转了个大弯。 
   
  回是回不去了。可好在我们总会回忆。拍摄《末代皇帝》的导演贝托鲁奇为“朗格卢瓦事件”以及当年的“五月风暴”拍摄了一部名为《梦想家》的电影。他借用了让•科克托编剧的电影《可怕的孩子们》中的三人关系,意图反射外界,因为他很清楚地意识到无法直接描述68年5月发生的事情。如今摆在我手头的则是这部电影的原著,英国作家吉尔伯特•阿代尔创作的小说《戏梦巴黎》。作者很聪明地交代了小说与电影的关系——“虽不妨说是双胞胎,但毕竟各有千秋”。 

   
  小说是轻快好读的,虽然自始至终都氤氲着一股子淡淡的忧愁味道。马修是个在法国留学的美国学生,腼腆笨拙,身处巴黎就像是身处外星球,在电影资料馆他偶然结识了一对孪生兄妹泰奥和伊莎贝尔。这份捡到的友情令马修战战兢兢,唯恐哪一天它突然消失。他们相处甚欢,兄妹俩并且邀请马修从他那肮脏破败的旅馆里搬出来,住到他们家去。一切都像我们小时候所熟悉的请同学朋友来家里玩那般简单。直到夜里如厕的时候,因为不熟悉环境而到处乱跑的马修赫然撞见伊莎贝尔和泰奥竟然同床共枕,赤身纠缠,“其中一个的肢体看起来也同样属于对方”。 

   
  第二天,兄妹的父母离家度假,剩下三个小孩呆在家里。也许大人做梦都不会想到这三人竟玩得如此疯狂,先是在伊莎贝尔的提议下,他们模仿戈达尔《法外之徒》中同为一女两男的三名主角跑过卢浮宫的场景,耗时九分三十秒(比电影里快了十五秒),打破了影片纪录,从此真正接纳了马修。有时又忽然玩起表演一种电影场景让对方猜片名的游戏。要是猜错了,就得甘心受罚。惩罚从最初的几法郎到最后泰奥输了的时候,伊莎贝尔要求他当着自己和马修的面自慰。而马修输了时,泰奥则要求他和伊莎贝尔在他面前做爱。当美丽的伊莎贝尔裸裎一净,马修强抑激动到忽然逃走,然后很快在厨房被捉住。伊莎贝尔毫无羞涩地将马修脱光,然后躺下,做了起来。 

   
  我们不必为此震惊害怕,因为这样的事情在当时并不新鲜。有哪一场革命会不涉及性的革命呢?更何况这三个成天浸泡在电影中的青春少年,与其说他们耽溺性,倒不如说他们沉醉在彼此年轻而充满热力的身体中。比起衣冠楚楚行止不逾矩的那些向上子弟,也许他们更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小说中将这三人生活的公寓描述为“孩子专区”,他们所有的行为即便再惊世骇俗,其实也只不过是对周遭世界的一种对抗与回避,“那个一到公寓紧闭的大门前就止步不前仿佛不敢再越雷池半步的世界”。也许这个世界对乐意接纳它的人而言,是如此新鲜而如火如荼,但他们拒绝介入世界也拒绝世界介入,再透彻点说,他们根本拒绝长大。比方说,房间里贴着毛泽东的画报,摆着毛的塑像,但他们其实并不了解革命。他们只是在公寓中安静安全地想象着革命,而这些画报和塑像则是完成这种想象的必不可少的道具。此后,因为房间给搅得一团乱,最终大家不得不移师至此前从未示人的伊莎贝尔的房间,一个彻彻底底的小女孩的房间。伊莎贝尔,即便嘴里叼着烟,即便与哥哥乱伦,与马修不停做爱,即便时不时迸出几句听上去酷毙了的话,可其实她从来都是个小女孩而已。她像任何一个女孩一样,极力保护她所爱的人,物。甚至当他们冲出公寓,投身游行示威,与警察对峙,一板砖敲在警察头上,或一脚揣在警察的裆部,其实都不是“攻击”或“反抗”,只是一种极端到自我毁灭的保护自己世界的方式——我的世界如此美好,绝不允许任何形式的侵犯。 

   
  回到马修刚到两兄妹家的那一晚。伊莎贝尔和泰奥的爸爸是个保守的诗人,泰奥瞧不起父亲没有在反越战请愿书上签名: 
  “当初只有你拒绝在反对越战的请愿书上签字。” 
  “诗人不会去什么请愿书上签字,诗人只会去写诗。” 
  “请愿书就是诗。” 
  “是,可诗歌也是一份请愿书。” 
  “好吧,请愿书就是诗,诗就是请愿书。这该是你写过的最漂亮的诗句了。” 
  我们可以将这段对话视为对于父母这代人的不买账,或是对以父权为代表的种种权力体系的不买账,不过我却觉得这实在是两种世界观的一次交锋。在小孩看来,不捋袖洒汗地采取实际行动毫无疑问是懦弱卑怯的,是向权力的妥协与退让;而在另一面看来,这样的对抗其实是徒然的,我们自始至终与我们所对抗的事物紧密联系,并未能截然划清界限,“我们就是我们正在反对的对象的一部分”。借马修无意中玩的打火机游戏,诗人父亲说出了一段我认为一针见血的箴言,“我们的社会实际上需要这些表面看来似乎正与其敌对的分裂性的因素,它需要它们正如一个垄断者需要一个竞争者——以掩盖他就是垄断者的事实”,精妙无比! 

   
  但是否就此断言年轻人的不满与愤怒纯然无功,纯然只能沦为生命力的兀自勃发?也不是。父亲也许说出了我们不愿承认而心知肚明的真相,但这种清明的观察是建立在失落年轻的基础上的,也就此失落了梦想。因为梦想和真相往往是誓不两立的。小说取名《梦想家》,梦想的前提即是在某种程度上认同我们对于未来的设计有朝一日会有成真的可能,虽然只是可能而已。但在梦想的幅员内,梦想自足一世界,甚至可以说,梦想在梦想家的心里已经成真。因此这部小说也许探讨的不是年轻与反抗,而是讨论一种梦想与现实间的关系,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究问这个世界能不能为一个人渺小卑微的梦想存留一点同样渺小卑微的空间呢?好像贝托鲁奇所言“现在的情况和当年不太一样了。1968年,大家普遍认为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好,而你会成为这个进程的一部分。但今天不是这样了,我想表达这种感受”。书里提到的类似伊莎贝尔和泰奥那样的电影馆里的耗子,甚至那些大导演、大演员,其实都无心与世界对抗作战,他们只是不能容忍这个世界抢夺了原本属于他们的一方美丽世界——电影资料馆。 

   
  再想得多一点,当时几乎席卷全球的青年革命也像是一个个伊莎贝尔、一个个泰奥为了保护自己的梦想与世界而无奈地与权力对抗。所以,今天回看彼时的六十年代,我们会毫无理由地感慨落泪,听别人的故事落自己的泪——为不再能有却始终渴望拥有自己的世界而落泪。今天的困境也许不是年轻人变得世故老成,没有胆气,而是我们发现当被允许梦想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有缝隙去成就梦想了。如果说,之前的六十年代是恰恰大家都知道自己的世界与梦想是如何重要所以才会被褫夺被侵犯,如今则是,权力丝毫不在意不承认你的世界与梦想。 

  不论怎样,回忆永远是真切的,如同书中不时响起夏尔•特雷内的歌声: 
  还剩下什么呀,那些情书? 
  那些青春岁月,那些约会? 
  只有无尽的回忆…… 
  只有无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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