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春的五色胡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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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春的五色胡须 

顾文豪 
刊于2010年10月23日《新京报》 
   

  1986年,张大春以《将军碑》斩获时报小说奖首奖,时任评审的刘绍铭曾说《将军碑》与其他得奖作品相差“不是一个马鼻的距离”,意指其小说之绝佳。单论小说技艺,我偏见,台湾当今作家尚无出其右者,举凡各种章法、桥段、机巧,张大春都好似信手拈来,把玩自如。小说与他早已为相契之交,不是他写小说,而是他与小说作相见欢似的嬉戏倾谈。那种从内里勃郁而出的活泛与张力,看似野马横行,随性逾矩,其实自有渊源,几乎无一步无来历——张大春心里有一本清清楚楚的小说技艺谱系。 

   
  就其作品的引进情况来看,目下较多的还是散文作品,无论是对于家族记忆的远年追认,还是对于汉字文化的别有怀抱,读者看到的多是一个腹笥宽广、温厚深情的张大春,而近年来他埋头古典,接续传统说部的小说创作也无形中加深了这一形象。但在书如乱山中上下搜觅的张大春其实不仅是个好老师、好爸爸,还是个老顽童,此点从《四喜忧国》一书中尤易看出。所谓顽童,或以为只是依仗聪明游戏文笔、插科打诨调笑无碍,然则张大春那迅如风雷、旋转旋收的文字却从不容许自己止步于轻薄浅薄单薄,书中那些荒诞离奇的故事自有潜藏于历史轨迹的深思与讽喻。换言之,张氏小说的玩笑从不只是玩笑,而是一种对各种故作神圣的虚假教条的深刻讥刺、轻蔑与嘲讽,同时,又怀抱着对愚忠与盲信的凡庸小人物的同情与矜怜。可以这样说,顽童之笔与辛辣之言的背后,是对权力的警惕和对公义的恳认。 

   
  单说本书同名小说《四喜忧国》,以一位退伍老兵朱四喜为主轴,描写台湾“反共复国”年代眷村的生活与故事。前时,眷村竟在大陆火了起来,要之,在台湾,眷村是一个由当初大陆人兵败来台聚集形成的小区。其特殊意义在于,身份认同上,此地皆为不得已来台的凄惶败卒;文化形态上,又自成一外来移民文化的小共同体;而最重要的是,在意识形态上,眷村实为国共内战的产物,复国与返乡、落寞与悲凉、奢望与绝望,种种不可言说的心情与不得追索的记忆交缠裹缚在每个人的心头。 

   
  朱四喜就是一个典型的眷村老兵,目不识丁,以挑水肥为生,娶了一个土气粗鄙的原住民古兰花当老婆,“他的老婆仍像平日一样隔着甘蔗板向外间屋抛送鼾声,并且不时将竹床压得咿呀作响”,生养了四个儿子──来福、来财、来宝、来寿,“要不是朱四喜强把古兰花薙光了半边头发、拿鞋带子绑在竹床上硬搞了那么几回,恐怕来福根本不会出生呢”。 

   
  小说开头描写朱四喜完成了《告全国军民同胞书》,然后一路回溯,叙述其何以要写这篇劳什子东西。按理说,《告全国军民同胞书》是蒋介石每年国庆时公开发表的正式文告,几乎是一篇卑之无甚新意的反复念诵的反共八股,虽无聊不堪,但也绝非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老兵可以操刀撰写的,如此反讽的布局凸显出作者试图制造一种政治荒诞,以讽喻那个时代的迷信与虚妄。 

   
  原来,“蒋总统”去世后,一时万物失序,人人皆说“总统不在了,什么都出毛病了”。一生忠君爱国的朱四喜,“忙把祖宗牌位、杨人龙的相片框连总统玉照等一干偶像先救起来,顶在脑门上”,可仍旧于事无补。于是朱四喜兴动念写作《告全国军民同胞书》,因为“没有文告,日子就越来越难过”,《文告》好比道家的灵符,此君一出,万世太平。无形中,《文告》从政治权力的迷魂汤一变而为驱魔辟邪的万灵单,凛然不可侵犯的具有政治意义的蒋公训示徒然只是百姓万般惶急中的一根救命稻草。完成《文告》的那天晚上,朱四喜浑然重生换骨,“他用大牙撬开一瓶红标米酒,忽然间精神抖擞起来,觉得世界真是饱满来劲儿,一切彷佛正要从新开始”。 

   
  朱四喜的友人杨人龙,“从前在老家念过师范,能一口气念下半篇社论来,连眼子也不眨一眨”。在朱眼里,杨是饱读诗书,学问满腹之人。可没想到,杨人龙却在一次手淫中暴毙,两排齐洁的白牙朝天张露,抱着“满是大奶子女人裸照的杂志”,手握“一根粗大挺直的屌棒子”,含“乐”而死。被目为“杨圣贤”的人,最后的死法真让人哭笑不得,同时又暗喻着堂皇冠冕的政治无非是又一出“春梦”,又一回“手淫”。但小说最狠的设计是,即便杨人龙死了,他还能继续对朱四喜洗脑,一忽儿告诉他共党迟早包围台湾,要多养几个壮丁;一忽儿要他明白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大道理;又或是满口光复大陆、解救同胞的官腔。这一出带有鲜明魔幻色彩的“阴阳对话”,其精义在于以似真实假的梦呓来解构一场巨大的政治神话并哀怜这群卑微渺小的人物。同时矛头直刺“偶像统治”。多读了几本书的杨人龙好像天赋般的成为知识的启蒙者,虽死却生,虚幻地对现实与生者进行统治与思想控制。 

   
  就全书而言,《四喜》是一部文字杂耍,也是一部黑色讽刺,是历史写实,也是魔幻批判。张大春神定气闲地熔铸历史碎片、残破记忆、现实怪象,以笑谑式的杂陈与拼凑,解构一种虚假的正统意识、没落的政治骗局,而时代错位、神话崩解、政治虚幻的挖苦和窃笑,更凸显出笑中有泪、喜中带泣的效果。 

   
  在名为《偶然之必要》的万字新版序言中,张大春动情地回顾了自己的小说创作。我非常喜欢这篇创作谈,一点没有功成名就的事后诸葛,也没有亟亟为自己作铺排锦绣的追认文脉,有的只是对于创作这件事的惶惑与敬意——创作不是个人天启式的横空跃出,毋宁说“我们总是在足迹杂沓的泥砂上留下既被他人覆盖、复被后人踏掩的乱痕”而已。而当年好似严整天成的创作,待凡俗意义一一褪去,还是最初那众多凌乱足迹之一瞬教人感动牵记。 

   
  不再在乎读者,不再在乎自己的作品究竟有多大深意的张大春仍旧葆蓄了他独有的顽童习气。他在序言中说了这样一个故事:明人张幼于,行为诡奇,生得一副好银髯,可每当出游,总随身携带五色胡须,藏于袖中,行不数步,即换戴一副,以邀路人惊艳。这则看似平平道出的小故事,细看,还真贴合张大春,他不就是小说界“行为诡奇”的张幼于吗?只不过他的五色胡须就是他的作品,每一部都很特别,《四喜》即为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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